摘要：大革命时期，我党仍处于政党发展的幼儿时期，对马列主义理论认识不全面、建党理政实践经验不足是影响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因素。在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期，面对各种复杂局面，果断采取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充实各部门领导干部、建立健全下属机构、广泛发展新党员、开辟党的基层组织、狠抓思想政治建设、注重革命队伍建设等有效措施，使广东区委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组织。当时很多决策对全国的影响很大，对我党早期探索发展中共地方党组织建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陈延年在任期间对广东区委党组织建设的贡献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陈延年；广东区委；组织建设

1924年国共合作后，尽管共产党可以“合法”发展自己的组织，但我党仍处于政党发展的幼儿时期，毫无经验可谈，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利的因素和棘手的问题。面对形式多变、矛盾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通称中共两广区执行委员会），领导广东（包括香港）、广西的革命工作。同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就从留欧、留苏归国的同志中陆续抽调人员充实广东干部队伍。陈延年就是其中的一位。1924年10月，陈延年调任中共两广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接任周恩来同志任广东区委书记，管辖范围包括广东、广西两省。1925年冬，扩展到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陈延年在广东工作的几年时间，全力、热忱、主动、策略地开展工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时被誉为是“附有特殊组织才能之人物”，还获得“广东党组织的开疆辟土拖拉机”的美称。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鉴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特殊形式，中共中央通过的有关决议中也多次强调要保持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当时，在复杂而又矛盾的政治环境里，广东的党组织仅具雏形，组织涣散，力量薄弱，难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陈延年上任初始决定先将区委组织结构扩大，增强领导核心，并将办事机构由万福路一间狭窄的房子迁址到文明路75-79号（1926年扩大为75-81号）。同时，在区委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宣委）、工人部（工委）、农民部（农委）、妇女部（妇委）、军事部（军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其中农民部和军事部两个部门比中共中央设置得更早，是中共组织史上的一个先例和创举。监察委员会的设置也是中央建立党内监督机构的最初尝试。主要是由于党员数量快速的增加，导致党员政治素养、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建立一个维护党纪的专门机构就成为当时一种组织建构的需要。包惠僧曾回忆：自周恩来、陈延年同志到广东工作以来，工作重建部署，党的组织和纪律都严谨起来，学生、工人、妇女、军事及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都有平衡的发展。

由于早年陈延年留学苏联时系统地学习过列宁的建党思想，因此十分强调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设党组织（发展或壮大党）。他担任书记后，为加强区委集体领导，即成立了区委主席团（常委会），成员有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澎湃、阮啸仙、罗绮园、邓中夏、穆青、杨匏安、蔡畅和谭植棠等人，由陈延年负责，并兼任秘书及组织部长（1926年7月中央扩大会议后，区委撤销主席团，改设委员会，共15人，每周开会两次，一切工作均归整个委员会管理，区委进一步得到健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党员和群众的桥梁，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陈延年为增强党的战斗力，在各地扩大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这一举措得到中央的肯定：“粤区的两年多的工作经验，负责同志亦甚得力……区委已健全，故指挥工作尚不费力。” 1924年11月成立中共顺德县支部；1925年1月成立中共花县支部；1925年5月成立中共清远支部；1926年初成立增城新塘支部；1926年12月成立佛山支部；1927年春成立中共南海支部；1925年3月在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克复潮汕后，陈延年亲率杨石魂奔赴潮汕，组建中共汕头特别支部，这是潮汕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为日后指导潮汕各县革命工作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1925年1月，成立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该党支部在陈延年和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的骨干力量，对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5年春-1926年底，陈延年相继派出骨干到香港、广西、福建、云南等地组建香港支部、中共梧州地委、中共闽南特别委员会、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等基层党组织；赴琼崖、北江、西江地区建立中共琼崖地委、北江地委、西江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县委。截止1926年年底，广东全省都有了党的组织，并遍布周边的重要地区，是当时全国辖区面积最广、群众基础最广泛、党员数量最多、组织较严密、架构最健全、战斗力较强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坚持在斗争中不断吸收新党员来丰富党员结构，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基层一线，亲自介绍先进分子入党。他曾多次在区委有关会议上强调：“要在重大的革命斗争中物色发展对象，将真正经得起实际斗争考验，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吸收到党内来。” 1922年6月，广东区委所属党员由最初的32人（占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16.4%）发展到1926年9月的5039人（占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27.1% ），其中工人占42.68%，农民占30.24%，知识分子及其他占27.08%，形成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较强战斗能力的地方党组织，快速地推动了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至1927年4月，广东党员人数已增至9027人，直到12月特别会议前后，在党的发展上，广东的党员数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当时工人成分的党员已占大部分，几乎都是工运领袖和骨干力量，他们非常能干、非常积极、非常卖力，在广东工人运动斗争中发挥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全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陈延年注重通过实际斗争考验、发展和考察各条战线的积极分子。1924年底至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前，陈延年和广东区委十分重视罢工委员会的党团组织，当时在广州已建立中共党支部有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广三铁路、海员、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电话局、汽车、内河轮渡、码头、邮务、印务、油业、建筑、钢铁、酒楼茶室、人力车、车衣、理发、卫生、店员以及广东大学、妇女、农协等支部，党员人数已达400人。其中粤汉铁路和海员等支部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陈延年经常深入到这些支部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指导并帮助解决问题，因此各支部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他又及时地亲自到罢工各工会积极分子大会中作报告，并向他们介绍党的组织情况及党的纲领，号召工人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很快，各工会就建立了一批党支部，成为罢工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为适应当时国共合作后错综复杂的形势，陈延年主持的广东区委建立并执行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会议制度。陈延年提议，由区委直接抓广州党的基层组织，各基层支部均由区委直接领导。他要求区委员会原则上每月至少开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或紧急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必须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后分头贯彻执行。如会议不能如期召开，陈延年也要先与负责人开小会讨论决定后，再向区委会议报告。陈延年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强调“每个党员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必须参加党的小组会或者支部会，经常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讨论党的工作，无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者，根据情况给予批评、警告或纪律处分。”

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后，广东的党组织队伍迅速扩大，但大量新党员阶级觉悟和文化素质都不高。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提高党的战斗力，陈延年通过不断开办党训班、学习班、工人训练班、党校等多种集中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各级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作用。

1926年春，中共广东区委举办党训班。除了广州各条战线党的干部参加外、还有东、西、北江、南路以及海南等地区的党员干部，共举办了3、4期，每期1个月左右。陈延年每期都亲自负责讲第一课《党的建设》。他会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党员干部们适时的思想状况，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授课很有针对性。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后，党内有个别同志产生了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思想动向，陈延年及时召开思想动员会。他在会上提出：“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这些话铿锵有力，使很多党员受到了革命精神的教育。同时，他还邀请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张太雷、穆青、黄平、邓颖超等众多著名活动家作报告，使广大党员深受教育，为党培养了一批思想坚定、政治合格的优秀党员干部。

1925年6月，陈延年为培训基层工作人员，决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近开设一个工人训练班，课程有《俄国共产党史》《第三国际党纲及政策》《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经济学》《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史》《工人运动史》等。陈延年还写信给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王若飞、王一飞和陈乔年等，请他们将东方大学的功课记录稿整理后托国际代表带回来，为编写教材作参考，并亲自授课，系统地将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新貌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情况介绍给学员。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罢工斗争的骨干力量。

省港大罢工后，鉴于大批工人积极分子文化程度低和思想觉悟不高，陈延年积极组织开展集中教育工作。1926年间，利用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时机，中央及各省高级负责人云集在广州的便利条件，适时举办了几期党员干部培训班。学员主要是工人，编班上课，每班30-40人，4周为一期，每周上课3晚。课程安排有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党章、党的秘密工作、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农民运动以及其他政治专题报告等内容。培训班还邀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作专题报告，为大批积极分子提供了学习和受教育的重要阵地。

1926年4月，陈延年认为举办临时党员训练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区委合办一所党校，系统地轮训党的工作干部。党校设在东皋大道广东省农民协会内。同年9月1日，党校第一期正式开课，60名学员集中住宿，并组成校内的中共支部，便于更好地学习交流。主要学习内容分为理论、党务、政治及实际工作4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分若干课程。“皆做支部工作所必需之知识，应有尽有。”每期2个月，每天上课不少于4小时。区委的主要领导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员。尽管开办的只有几期，但基本完成了对广东各地领导干部系统的理论教育，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陈延年除了以学习班、训练班、办党校等形式培训党员外，每星期会举行积极分子的周会，报告党的政策及民众运动情况，逐步建立起每周党课制度。同时定期举办学习报告会，并亲自担任报告者。据谭天度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平山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与陈延年长期接触工作，他曾对同志们说：“我最喜欢听陈延年同志作报告和讲话，因为他分析问题全面、深刻、客观、稳健、中肯、理论水平确实不错，使人听后受到启发和帮助。”1926年后，为加强各军事机关、部队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广东区委制定每周日召集在黄埔军校学习以及在国民军工作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广东省农民协会礼堂举办报告会的学习制度，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全面掌握军事本领，为革命作出应有贡献。

1926年2月-1927年4月，为更广泛深入进行思想教育，增强党内交流工作经验，陈延年领导下的广东区委结合各项中心工作任务，加大了思想宣传工作力度，通过创办《人民周刊》《我们的生活》和《做什么》等重要刊物，为革命运动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在陈延年负责主编的《我们的生活》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这个小册子”。当时，他对区委创办的两个宣传教育阵地——国民印刷所和国光书店也非常关心，经常教育工作人员时刻提高警惕，做好保密工作，并勉励他们兢兢业业，把这一事业办好，为革命多作贡献。

党员干部是团结、组织、率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先锋和骨干。要领导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一个伟大的党，而且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陈延年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懂得因材施用，经常抽调大学生中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到干部学习班加强培训，并将其所长用于围绕革命斗争中宣传、组织、军事、政治和工、农、青、妇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在陈延年主持的广东区党委领导班子中，有周恩来、穆青、张太雷、冯菊坡、苏兆征、刘尔崧、澎湃、阮啸仙、蔡畅、邓颖超、林伟民、杨殷、梁桂华、邓中夏、李森、谭平山等人，都是宣传、组织、军事和工农、青年、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

据原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罗明回忆，“陈延年在坚持五湖四海用人的原则上，一再强调要更多提拔使用本地干部。他说，本地干部了解当地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要求，懂得地方语言，可以联系群众。为此，陈延年调任叶浩秀当秘书，饶君强任组织部秘书，我任宣传部秘书，并要各部委秘书列席区党委会议，加强培养。”

他也十分重视同志的全面素质培养。1926年北伐前，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向组织申请入党。但陈延年认为郭沫若暂时不入党为好，可通过实际斗争，再锻炼。郭沫若听后，表示愿意放弃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到部队去做实际工作。之后就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即加入共产党。

身为广东区委的“班长”，陈延年把培养革命干部列入议事日程，亲自到农讲所为学员做国内形势报告，经常过问每届学习班的招生、课程、教员以及学员结业分配等情况。1926年初，陈延年从第5届农讲所毕业学员中挑选了3名学员到广东区委组织部工作，其中一位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综上所述，中共广东区委在陈延年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在短期内摆脱了困境；制定的有关创新举措，为中共广东区委党组织建设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亦为建党思想与组织运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人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早期中共、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也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1927年3月，陈延年离开了广东，尽管在广东工作时间不长，但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几年。（省委党史研究室 左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