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中枢，也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选举产生一个政治坚定、团结坚强、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所写的，就是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过程中的故事。

六大“唯成分”论教训极其深刻

关于向忠发这个人，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着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讲到六大时，说他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做党的最高领导人几年的情况也语焉不详，有的则对他叛徒的结局有简单交代。

过去有些杂志发表介绍向忠发的文章，说他是“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是“挂名”。而他个人品质恶劣，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期间，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叫杨秀贞的妓女整天在他的住处鬼混”。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无是处。既然向忠发是这样一个既无能、道德品质又坏的人，为什么会被推出当领袖？这的确很让人费解。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对向忠发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说他出身贫苦，但粗通文字。他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正因为如此，他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但他并没有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而且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他作为一线的工人领袖为许多人熟悉，难以抛头露面开展工作。他真正出名是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以后。

在1928年于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优秀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把“党的无产阶级化”“干部工人化”和“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分析指出：“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

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同样如此。

布哈林在党的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周恩来说：“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始终参与六大并贯彻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另外，向忠发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成绩，并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样，共产国际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自然毫无阻力地被全党接受了。

在总计36名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共有工人21名，占58.3%，成为中共历届中央领导成员中工人比例最高的一届。这些人中确实有少数素质不高，其中有7人后来叛变了革命。对此，周恩来评价说：“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虽然工人成分占了绝大多数，但总体素质水平没有第五届高，特别是其中有13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36.1%;后来有9人叛变，占25%。“唯成分”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将团结确定为七大的工作方针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团结确定为一次党代会的工作方针。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这种团结的方针最生动地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在1945年5月24日的全体大会上，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毛泽东指出：过去中央委员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

第二，照顾“山头”。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主席团认为，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新的中央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主席团曾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

党的七大的选举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要民主，体现了党内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首先制定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由到会代表多数通过。选举时，不仅增加候选人提名程序，并且在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引入预选程序，在预选环节中引入自由提名环节。具体是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初步名单，再由主席团以此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名单，交各代表团充分讨论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的预选;然后主席团以预选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候选名单，再投票选举。选举时仍允许代表另行提出名单以及自由改变名单。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并且由大会主席团确定监票人，坚持选举票数公开的原则。

七大代表郑天翔回忆说：“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在小组会上或代表团会上，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向上问或者派代表到有关代表团去了解情况，都允许，都能有个答复。候选名单几上几下，充分讨论。”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民主，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毛泽东还说：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

许多代表不愿意选王明等人，毛泽东做说服工作。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到王明的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结果，博古、王明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倒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二名。

另外，王稼祥因病未参会，他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检讨自己过去所犯错误。有人认为他的检讨太简单，有些看法。中央委员选举本来应该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数没有过半，落选了。毛泽东为此很不安。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专门讲了几点意见：一是关于候补中委的作用。毛泽东说：候补中委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委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是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结果，王稼祥以第二名的票数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三是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说：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说明毛泽东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

与以往相比，党的七大选出了比较成熟的一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进一步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而使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向着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