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发出号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要使这一个全党的大学习取得大成效，实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就需要在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成功实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思想建党目标。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有句形象的话，叫“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意即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这既是学习方法，也是解决学习内生动力的根本途径，是延安时期从新党员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共同经验。

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是延安时期新党员们实现思想上入党的必由之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至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人数达到120万。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党员是“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入党，不可能在加入党之前就深刻理解共产主义和党纲、党章。因此，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的修养和锻炼，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使党的队伍从量的增长实现质的飞跃，就必须解决党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发起了大规模的学习教育运动，投入其间的新党员，大都在“把自己摆进去”的学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以作家茅盾的女儿沈霞为例，1940年到延安大学学习俄文，1941年入党。初到延安，她在日记中表达困惑：“我现在必须俄文第一，政治理论等等是要的，但是不想弄到竟占了俄文应有的时间。说我政治落后，不关心政治，我完全不在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沈霞在日记里开始用学到的政治理论进行自我剖析，认识发生了明显改变：“因为不是从集体出发，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情绪出发，就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她开始自省：“强调个性爱好是我到延安后的一个中心缺点。”这时的沈霞，已经学会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改造自己。沈霞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批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党组织为他们提供的学习教育层层递进、严格而有耐心，他们自身具备对党的信任与学习改造的真诚态度则是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因。

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是延安时期老党员们实现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重要路径

与新党员们对学习教育的低姿态不同，经历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们，出于对自身经历的骄傲与政治信仰的自信，往往更容易将自己置身于学习培训旁观者的地位，将自己摆进去，就成为老党员们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重要转折点。曾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杨植霖，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回忆自己面对学习改造时的态度是这样讲的：“开始听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我自己就觉得搞了许多年革命，坐过牢、打过游击，到头来怎么还得改造？别的同志也有此想法。”要让这一批老党员们把自己摆进去，首先要引导他们认识思想入党不是一劳永逸，而是终身所求。

有针对性的干部教育培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套1943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党校修改的考试题，就凸显了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对老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进行的引导。题目是这样的：“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每一位学员都必须把自己摆进去。学习中杨植霖认识到：“拿无产阶级思想、党的要求照一照，觉得很应该改造。这时对改造二字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实在是个救命之宝，并且认为每一个真想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迎思想改造，特别欢迎别人帮助自己进行思想改造。”认识到需要进行思想提升，自觉要求进行自我改造，这无疑找到了学习的动力。通过将自己摆进去的学习和领会，结果就如作家刘白羽所说的：“我像越过了一道阴阳分界线，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自以为是在砸烂一个旧世界，实际上这个旧世界首先得从自己身上开始清除。”解决了学习的动力问题，学习对于老党员们就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是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实现思想统一的必要前提

延安时期，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往往是通过在党史学习和研究中把自己摆进去，在总结失败教训的痛苦过程中，体会到提升思想认识、统一指导思想的重要性，从而产生学习的内生动力，最终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陈云曾经三次向毛泽东请教：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样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党历史上每次出现错误路线，为什么总有一部分同志跟着走？毛泽东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陈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要避免犯错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肚子里多装一些‘是真正的、是老实的、不是假的’马列主义。”

杨尚昆曾回忆自己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转变：“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即《六大以来》），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在学习中提升了个体的党性修养，也令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党员入党之后持续的学习教育，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既是锻造党性的熔炉，也是提升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不可或缺的锐利武器。

由于秉持了“把自己摆进去”的学习态度，从思想上解决了学习的动力问题，延安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学习运动逐步转为学习常态，演变为广大党员工作生活的一部分。从延安时期留下的学习日记来看，当时共产党员们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实在令人惊叹。据延安鲁艺学员高鲁（又名王世学）的日记记载，1939年9月，高鲁与其他鲁艺学员们一起前往晋察冀，途中历经一个月，先后读了《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在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课各两次，月初还参加了一次军政测验，题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军队中的作用”等。战斗中学习，学习中战斗，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