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此过程中，我们党用先进的理念和非凡的成就塑造出鲜明饱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并为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国际社会接受和拥护，为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政党形象作为政党本质的一种外在表现，指公众对一个政党的认识和评价，是政党内部和外部的认知主体对该政党的政治理念、品质、能力和作风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和认识，政党形象传播有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动员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善于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找前进的力量和经验，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延安时期（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形象塑造与传播是我们党获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认可、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经验尤为珍贵，值得总结学习。

1、形象定位和形象维护相统一，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凝聚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损失惨重；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危机四伏；由于信息不对称、敌对势力的诋毁等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存在诸多偏见。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共产党重视自身的形象传播，提升了党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定位清晰、准确，主要体现在党的目标、品质、能力、作风等方面。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表现出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品质；团结党内外力量，具备领导革命、英勇善战的能力；凸显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的作风。几大因素综合为一体，向国内外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形象。正是在这样一种正面形象的感召下，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传播也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往往导致受众对党的认知出现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多种渠道贬低、污蔑中国共产党，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针对敌对势力的污蔑，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强调，在宣传上，一定要用事实说话，“请看事实”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最可靠的武器；在革命中，抓好“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用实际行动向外界展示一个讲团结、有作为、有组织的先进政党的形象。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存在偏差，党必须不断借助国际舆论力量传播真实情况，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区内幕》、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等作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对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对党的形象造成危害。我们党高度重视惩治贪污腐化、加强作风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文件中，详细地规定了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处罚政策。1939年，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共办理84件贪污案件、20件渎职案件；1941年，共办理36件贪污案件、9件渎职案件。这种高压态势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大大地减少了腐败现象，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高了党的凝聚力。

2、个体形象与整体形象相一致，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号召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党员个体形象的传播，也重视党员整体形象的传播。发挥典型形象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员干部的身份特殊，露面机会多，影响范围广，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如果党员干部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就会影响整个党员队伍的形象。针对延安时期少数胸怀私利的党员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另一方面展现了大量可亲可敬、真实可信的共产党领袖以及普通党员的形象。《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在重庆谈判、延安整风等重大事件中，主动设置议题，旗帜鲜明地报道毛泽东的主张和态度，真实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英明伟大、纪律严明的形象。媒体多次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员干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情况，反映了党员干部与民同乐、艰苦朴素的情况。除此之外，媒体还聚焦一批模范党员，树立先进党员的形象。张思德牺牲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不计个人得失，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随后，《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战友报》等发表，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在整体形象方面，红军到达延安之后，加大了党员形象建设的力度，通过大众传媒、群众大会和人际传播等渠道，向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1939年5月，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解放》第72期），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标准，其中包括：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要坚持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要成为群众的模范等。这些标准既是对党员个人的要求，也是对全体党员的总体要求，为党员形象传播提供了范本，提升了党员形象的号召力。中国共产党多次在政府报告和各类文件中告诉人民群众：在各个部门，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党员，和普通百姓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私利和特权。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事例。党员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工同酬，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这些事实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并不断地见诸报端，人民群众从中真正认识到，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是统一的整体。

3、组织动员与各类媒介相呼应，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力

延安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运用组织的力量来提升党的动员力。党的组织动员过程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拓展组织动员的主体结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多种社会组织团体，包括救亡、文化、农业、工业、商业、学生等各类社会团体和组织50多个。在农村，建立了大量的“互助组”；在工商业界，建立了各类“合作社”；中国共产党还与民主党派建立良好的关系，互通声气，传播了党的政治主张。二是创新组织动员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长期坚持的优良作风之一，使之成为组织动员的新途径。1943年11月，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将群众组织起来，为宣传党的主张奠定了基础。三是改善组织动员的综合效果。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网络状组织沟通体系，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组织传播，向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亲民形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工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传播党的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时期，我们党借助多种媒介形态传播自身形象，与组织动员相呼应，提升了传播力，使党的形象传得更远、更深入。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种媒介：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革命报刊、广播电台等媒介传播党的形象。如利用红色中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及《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产党人》《晋察冀日报》等媒体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这些媒体是党的喉舌，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主力军。二是扩大宣传阵地，借助民营传媒传播共产党的形象。如借助《文汇报》《全民抗战》等进步的民营报刊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些媒体的报道具有较大的说服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范围。三是借助油印宣传品、黑板报、壁报等小众化媒介传播党的形象，还曾经将革命标语刻在竹子上，写在木板、树叶和厕所墙壁上。这些方式有助于实现精准传播，提高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针对性。四是借助口语媒介优化传播效果。由于边区群众的文化程度较低，许多人并没有阅读报纸的习惯，而口头传播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不仅比较及时、可靠，并且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我们党利用多种类型的口头传播，如读报组的负责人、集会报告的宣讲人、宣传队的发动者等，大大提高了形象传播的效果。

4、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相结合，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影响力

延安时期，我们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孤立，但是党并没有封闭起来，而是主动与外界联系，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形象。当时，我们党宣传的主要受众群体在国内，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以及组织传播，使广大人民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目标、优秀的品质、出色的能力和良好的作风，这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保障。通过有效的对内传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消除了谣言和诋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办报条件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各个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类报刊，如《抗战报》《救亡报》《三边报》《大众报》等，通过这些媒体大力宣传党的思想。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极其严格，《新华日报》采取“暴检”“拒检”等方式相抗争，表达了党的立场和态度；《晋察冀日报》发挥“八匹骡子办报”的精神，体现了党的奋斗精神和不屈意志；我们党还克服了纸张、油墨缺乏等困难，采取油印、标语等简单的方式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与此同时，我们党还大力克服物质条件和外部封锁的制约，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党的形象。其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建立对外传播机构。1937年底在延安成立了对外交际处，1938年1月成立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同年在武汉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成为我们党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积极向海外宣传党的形象。二是借助外媒传播党的形象。1944年5月，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的6名记者随同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毛泽东亲自安排接待工作，并修改了叶剑英撰写的长篇报告《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报告中详细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并以确凿的事实批驳了诋毁党的形象的各类谣言。此后，一些外国媒体继续通过各种途径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起到了形象纠偏的作用。三是通过组织华侨支援国内抗日的机构，宣传党的形象。1938年，我们党成立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并于1942年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日战争，同时积极通过侨务机构，宣传党的理念和形象。我们党将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有机结合起来，拓展了受众群体，使党的政策主张扎根群众，先进形象深入人心。

（作者：李春燕，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7YJA860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