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东北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编辑了《“五四”纪念文集》，由东北新华书店发行。该《文集》在“回忆与纪念”部分中，以8页多的篇幅，刊载了邓颖超署名的《“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末尾有“宜记”二字。该文开头有“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句，自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邓颖超口述之作。现参照相关史料稍作整理转述：

一、邓颖超（1904―1992）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初名玉爱，九岁易名文淑，于女师读书时，国文教员喜其作文，为邓更名颖超。父邓庭忠，晚清地方官吏，因受迫害遭流放，客死新疆。母杨振德，幼学中医，凭借行医与从事教师维持生计，决心养育女儿成人，辗转落脚于天津。民国后，邓颖超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该校系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转制，当年风气初开，女性青少年能入学者为数不多。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了爱国的“五四”运动，次日，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各校学生立即响应，7日，天津学生走出校门，上街示威。随即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又以女校学生为主，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继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实行镇压政策。其时，又因“一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新思潮、新文化涌入中国，给予“五四”运动注入新的进步因素，学生们通过斗争得到锻炼。

当时邓颖超年仅十六岁，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其时，因封建陋习，女生不能同男生一样在街头讲演，只允许在市内的宣讲所、民众教育馆等场合来讲。内容主要是唤起大家齐心救国，惩办卖国贼；并以朝鲜亡国的惨痛教训，表达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等等。讲演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众也深受感动。同时，学生还作家庭访问，到偏僻地区、贫民区，挨家挨户宣传，有的热情接待，也有被拒之门外之时，但同学们并不灰心。有一次遇上大雨，人人被淋得如落汤鸡一般，同学们也不泄气。“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有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每期销到两万份以上，主编为周恩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种周刊。

二、在“五四”运动中，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学生却没有爱国的自由，因此，学生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1919年的“双十节”，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南开广场召开全市市民大会，坚持要求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示威游行。因事先已得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准备用武装强行解散集会，同学们也作了应对准备，学生拿的旗子都用专门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以它作为同武装警察斗争的武器。果然不出所料，大批警察出动，包围了会场，而大会依然按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冲突终于发生，学生一面冲一面高呼“不要打爱国的学生”，很多学生遭枪托殴打。邓颖超在急气中甚至吐了血。在这紧急关头，“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冲出一个缺口，使环城示威游行得以开始，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提出抗议，游行队伍坚持到次日黎明才解散。这次事件，激起女同学极大愤慨，自此，不再管封建习俗的约束，次日就走上街头举行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学生的镇压。

当局对学生的压迫愈来愈紧，一个多月后，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马千里、马骏等24人被捕；继而学生联合会被查封，邓颖超等遂转入租界一同学家中办公，坚持斗争。12月，又发动全市学生大请愿，要求启封上述两会，释放被捕代表。在省政府，省长曹锐避而不见，且将大门紧闭，周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就从门槛洞里钻了进去。外面学生坚持不离开，省政府再用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剧，同学们认识到，爱国权利，绝不是能轻易得到的。转年，即运动后期，工作重心以反对非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公开审判等，入夏，被捕的28名代表方获释放。

在校内也遭校方压迫，他们挂出牌示，要开除200多名学生学籍，学生并没有被吓倒，连夜收拾行李，搬出学校，而校方却关闭校门，不准离校。闹到次日清早，还是搬出了。同学们避开警察，到郊外种植园（今北宁公园）开会，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在家长和社会舆论支持下，校方终于收回成命，同学们胜利返校。

三、掀起妇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大学应招收女生、机关不限制任用女职员等要求，随之提出。在天津先是把男女学生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但开始也有阻力，担心被人说什么“男女混杂”闹笑话，等等。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起到了带动作用，男同学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也打破了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对女同学都很尊重。在学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实行男女各一，平等担任，女师同学与南开（男）同学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

四、组建“觉悟社”。因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传入中国，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愈加蓬勃发展起来。《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为许多同学喜爱阅读。学生联合会每周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北京的进步教授如李大钊等来讲演，反对文言八股、提倡白话文、学习标点符号等，在当时是极新鲜、重要的事。

1919年夏末，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感到需要一个比学联更严密一些的团体，以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便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同年9月，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邀请李大钊来津，在维斯理堂作公开讲演，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青年要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坚持到底。李并专门到觉悟社同社员座谈，邓颖超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却是由她首先向李介绍觉悟社情况的。

“觉悟社”只存在了几个月，因部分社员被捕（如马骏、周恩来等），部分社员毕业后分散各地，余下的少数社员因环境恶劣无法活动。至1920年夏，周恩来、郭隆真出狱不久，便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等毕业去了各地，“觉悟社”不复存在。但经常有往来，有通信联络。

1920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半数以上社员先后加入了党或团组织。这时，共产主义已是社员的信仰和奋斗目标，邓颖超也已成长为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了。

“至解放这30年，变化很大。有的人作了革命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则堕落到反动国民党营垒中。但同时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岗位上英勇地牺牲了，如马骏、郭隆真、于方舟等。”邓颖超最后表示，“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号召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精神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邓颖超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把一生献给了革命和妇女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