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党内以理论家闻名，延安时期与毛泽东、刘少奇一起被称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发展，张闻天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求在中国本土实现民主的条件和契机，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体现了张闻天的人民情怀，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懈追求。

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张闻天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政党的领导，但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主人却不是政党，而是政党所代表的人民。人民是主人，共产党是勤务员，是公仆，而之所以会出现主仆地位颠倒的现象，并且政党和人民都误以为政党是主人，这是因为政党发生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并且人民在旧中国长期受到官僚政客的欺压，官僚等级的旧思想使他们将自己看成等待恩赐、地位卑微的小民，将党政领导者看成不可得罪、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旧的思想认识与行为习惯延续下来，因此对执政部门唯命是从且感恩戴德，造成了人民主人翁意识与共产党公仆意识的薄弱，造成了执政党脱离群众并高居群众之上的危险。

张闻天认为，从执政党角度来看，须经常教育党员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提高自身的自觉性，并帮助其根据切身经验提高认识。同时很重要的一环在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不同意见的态度，拒绝歌功颂德。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参加定期劳动，防止特殊化；同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因为群众运动越广，就越要通过国家机关来制定好、执行好党的政策法令与规章制度，使群众分散的力量集中到一起。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首先就要树立起国家主人的意识，应当看到人民群众在革命胜利中的重要角色与根本作用，应当在接受共产党领导以及信赖、尊重共产党人的前提下，学习如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如何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及其工作。

以民主集中制解决党群矛盾

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但其自我解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要依靠党的领导，因此要处理好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张闻天不仅论述了党群矛盾双方在对立统一中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实践基础上提高认识的可能性，以及人民群众能动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制。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致性表现在：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群众的需求中产生，代表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在用这些方针政策来教育和服务群众时，自然能为其所接受和实现。“但这种一致性，总是在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展现的。这种矛盾表现在当开始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提出的方针政策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因而群众不赞成或反对；或是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而也不赞成或反对”。要解决这些始终存在的客观矛盾，张闻天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原则。

但是，有了或懂得群众路线的原则还不够，这个原则“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起来。组织上巩固这个原则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民主集中制”。民主程序是贯穿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使意见集中起来，经过讨论协商之后化为系统的党的意见，形成党的方针政策，然后将其运用到“到群众中去”，再动员群众来鉴定和批判这些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补充不足的。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方针政策完善之后就更加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执行，“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是在正确指导下的继续发扬民主。这种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组织保证。”由此可以得出，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正是因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是人民民主的政权，决定了党和国家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形式保证内容，党章党法与国家的法制法纪都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对它们的严格执行都是对人民群众管理自己的国家的保证。有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的有机结合，党群矛盾也就从对立走向了统一。

从程序上保障人民民主真正实现

人民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得以执行，张闻天认为最有效的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与党的代表大会。

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只有按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国家，才是对人民的尊重，才是真正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国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组织的领导机关，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行使党的领导职能，“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应定期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形势和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的批评，听取意见，经过讨论然后通过决议等等”。

张闻天认为代表大会的作用至关重要。第一，它保证了党和国家机关对人民的领导。领导人的任命，重大决策的提议、讨论和通过，各种关乎国家命运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均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一定的讨论来决定，既提供了民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政府决策的渠道，又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执政党对于国家事务的领导。第二，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与工作积极性。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让民众能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局势和各行业的发展现状，更好地结合自身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三，“这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全国范围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党的代表大会是新事物，代表大会形式的发展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大事，如何维护和运用好手中的权利，有秩序地参与到这些民主程序中去，共同管理好国家事务，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需要积累大量的参政议政的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性认识。第四，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官僚主义。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由层层选举产生，虽不是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但这种间接选举与代议机制仍旧是一种有效的民主途径，使被选举人处于选举人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